蔡百祥臨床心理師: 心理師職涯：我希望與小小孩工作，因為有時候我不知如何消化惡意

在我的工作中，我對不同年齡的孩子，感覺真的很不一樣。我比較喜歡和幼兒園的孩子工作，而當我要面對高年級，甚至更大的孩子時，心裡經常會冒出一種沈重的無力感。

這當中最關鍵的一個原因是：小小孩的衝突，往往就是當下的情緒，哭完鬧完就沒事了；但高年級（以上）孩子的人際世界，已經在運作一套很複雜的規則，裡面充滿了社會性的算計和集體惡意。

面對後者，我常常覺得，我面對的不只是一個受傷的孩子，而是他背後那一整個開始學習如何殘酷運作的微型社會。那種惡意，我不僅不知道怎麼幫他們消化，有時候，連我自己都覺得很難受。

我諮商過的許多特殊孩子，像是ASD或ADHD，只要一升上高年級或國中，幾乎都會變成同學攻擊的箭靶。那些惡意無以名狀，但目的都一樣：就是要明確告訴他「你的社會地位比我低」。

我聽過幾個最直接的類似故事。有個孩子下課時被幾個人圍住，沒說什麼，就被打了一頓。事後，打人的人冷冷丟下一句：「因為你一年前在走廊撞到我，沒道歉。」我後來問那孩子有什麼感覺，他低著頭說：「我應該要練習跑快一點，就不會被打了。」

我聽了，心裡不只是心疼。我清楚知道，那個「理由」根本不重要，甚至可能是亂編的。重要的是，這個行動傳達的訊息是：「我可以對你使用暴力，時間和理由都由我決定，你連問為什麼、連反抗的資格都沒有。」這純粹是一種權力的展示。

但現在，更多的惡意變得更精緻，更無孔不入。除了傳統的孤立和嘲笑，現在多了一種「數位化的凌遲」，也就是網路霸凌。我聽過另一個故事，有個孩子被拉進一個專門為嘲笑他而開的LINE群組。把他拉進去，不是為了接納他，而是要讓他在一個公開卻逃不掉的空間裡，親眼看著大家怎麼議論他、笑他，貼出惡搞他的圖片。

如果他受不了退群，又會有人把他拉回去，就像一場貓捉老鼠的遊戲。如果真的有同學敢替他講話，那個同學馬上就會變成下一個被所有人針對的目標。這根本是一場有效率的社會化教學，它在教會每一個人：對多數人的惡意保持沉默，才是最安全的生存法則。

這些特殊孩子的困境是多重的。第一，他們的神經系統和認知方式，天生就很難解讀那些複雜的社交暗示和人際潛規則。他們不太懂什麼時候該笑、什麼時候該沉默，就像別人也很難理解他們一樣。他們的直接，被看成白目；他們的焦慮，被當成失常。他們的「不一樣」，在一個要求所有人都高度相似的同儕體系裡，本身就被定義成一種錯誤，一種需要被糾正或排除的瑕疵。

讓人難受的是，人在被長期欺負時，為了保護最後一點自尊，可能會出現兩種反應。一種是否認，告訴自己「這沒什麼」、「我不在乎」，切斷感受，讓自己與真實的痛苦越來越遠。另一種是突然的攻擊行為，可能是大吼、反擊，那其實是恐懼和無力感到達頂點後爆發的自我防衛。

但可悲的是，這兩種反應往往會讓他的處境更糟。否認，會讓他失去求助的動機，更加孤立；攻擊，則恰好給了欺負者最好的理由：「你看，他就是有問題」、「是他先失控的」。他為了生存而做出的本能反應，反而坐實了排擠他的罪名，形成了走不出去的惡性循環。

第三重困境是，當學校系統基於專業，試圖給他們一些基本的生存支持，例如：允許上學習中心或資源教室、提供一個安靜角落調節情緒、或是作業適量調整，這份善意，常常會立刻點燃更多的惡意。

其他同學會把這看作「特權」，是一種不公平。於是攻擊他的理由，就從「你很怪」，升級成更理直氣壯的「你憑什麼有特殊待遇？」。這種指責，巧妙地把「排擠」包裝成對「公平」的追求，讓惡意穿上了道德的外衣，也讓大人更難介入，因為一處理就好像在懲罰「追求公平」的人。

同儕的惡意，很少是因為什麼深仇大恨。更多時候，它源於一種很平庸的邪惡：一種需要透過劃清界線，才能確認自己屬於哪裡的焦慮。欺負那個最「怪」的同學，是建立小團體認同最快的方式。

這麼做能滿足幾種很深層的心理需求：第一，釋放自己從學業或家庭累積的壓力，把痛苦轉嫁給一個更弱的人；第二，創造一種自己很有力量、能控制局面的假象，來掩蓋內心的各種負向感覺；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它牢牢畫出「我們」和「他」的界線，確保自己穩穩地站在「正常」、「安全」的這一邊。

我看著這一切在眼前發生，經常感到一種系統性的無力。現在的學校系統，在種種因素的情況之下，對於這種日復一日、關係上的、數位化的攻擊和社會性排除，幾乎是束手無策。最後，壓力總會像迴力鏢一樣，以各種方式回到那個已經傷痕累累的孩子身上，而他最後學到的會是：你終究只能靠自己。

然而，這套模式不會在離開學校那天就結束。它只是變得更成人化，更緊密地和整個社會的階層邏輯結合在一起。在成人的世界裡，同儕的惡意和排擠，很少再用「一年前你撞我」這種幼稚的理由開場，也不只限於辦公室。它變得更優雅，也更系統化，滲透在所有的人際網絡和社會階層縫隙裡。

它發生在你的親友圈。當你的人生選擇，例如：不結婚、不生小孩、走非典型的職涯、沒賺到大家認為該有的錢，偏離了這個圈子期待的「標準人生劇本」，你就會慢慢變成聚會時那個被「善意關心」，卻在背後被議論的對象。

它發生在職場和社交圈，一個人的消費品味、怎麼教小孩、甚至平時的休閒活動，都會被無聲地衡量，決定他是被接納，還是被隱形地排除在外。它更是一種深刻的「階層性排擠」。當你的經濟地位、教育背景或社會資本，和某個群體有了落差，你會發現，對話的頻道自然而然地關閉了，邀約慢慢消失了，你被禮貌而徹底地隔在另一道透明的牆外面。

成人之間的排擠，是一種不需要說明的社會性死亡。沒有人公開指責你，你只是不再被視為「我們」的一部分。這種惡意的高明和殘酷就在於：你無法指控它，因為它彷彿從未發生；但它又無所不在，因為你被孤立的感覺如此真實。

所以，從高年級的教室，到成人的社交圈，那條冷酷的邏輯從來沒變過：差異就是潛在的威脅，而排除和自己不同的人，是鞏固自己群體認同、安全感與階級地位最直接的手段。

童年時因為「特殊」而被排擠的人，如果長大後沒有累積足夠的社會經濟資本，來抵消或重新定義這種「不同」，就很容易在人生的各種圈子裡，重複這種邊緣化的命運。他們童年的「特質」，會被成人社會重新解讀為個人的「缺陷」或「失敗」。

這就是為什麼，面對高年級以上的孩子，我總是感到特別沉重和疲憊。我在他們身上，過早地看見了成人世界那套複雜惡意與社會篩選機制的冰冷原型。我和幼兒工作，至少還能守護一種相對純粹的情感連結和發展的可能；但和這些大孩子工作，我必須陪著他們，一起直視那個正在他們身邊具體成形、他們正在被迫學習適應、而他們往往無力反抗的殘酷社會模型。

在諮商室裡，我能做的，僅僅是陪著那個內在早已傷痕累累的孩子或大人，一起辨識出這股惡意的真實樣子和運作規則，而不是讓他誤以為，這一切都是因為他自己「不好」或「錯了」。我們一起面對的，是一個習慣於製造「異類」來鞏固「自己人」的社會。

而我那份對幼兒工作的偏愛，或許背後藏著的，正是對這無盡、且日益精緻化的殘酷循環，感到疲憊後，一處小小的退守。在那裡，惡意尚未被文明包裝，傷害也還有機會用一個擁抱來彌補。

（雖然說，我已經老到有點跟幼兒玩不太起來了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