蔡百祥臨床心理師: 學鋼琴的回憶

我現在日本滑雪。

我的教練說他第一次滑雪是國小時，父親帶他去二世谷學會的。我聽了好生羨慕，為什麼我要到三十五歲後才開始學滑雪？每天在雪場累得半死，滑完之後全身痠痛，身體好像不是自己的了。這種吃力的感覺，卻意外地勾起了另一段記憶。

我小時候也學過不少才藝，想起自己小時候學鋼琴，也是父親要求的。他說，會音樂、有一項特殊的才藝，人才會受歡迎。我當時還小，不太懂什麼是受歡迎，只覺得父親的期待就是一個必須服從的指令。我就在半推半就之下開始學琴，還不懂得，或者說沒能力拒絕。

學琴的過程，很痛苦。痛苦來自於曲子太難，也來自於嚴格的練習要求。那時的鋼琴家教，一個禮拜會指定五首曲子。而規定是，每天每首曲子都得彈十遍。算一算，我每天得在鋼琴前彈上五十次。

為了應付這個龐大的數字，我很快學會了偷雞摸狗。老師說彈十次？那我左手單獨彈五次，右手單獨彈五次，加起來不就十次了？或者我可以今天彈八次就好，剩下兩次明天再還，而實際上我卻從來沒有還過，哈哈。我暗自慶幸，好像沒有大人發現我在混水摸魚。現在想想，那真是一種可愛又消極的反抗。

然而，有一次，我把心愛的玩具放在鋼琴旁邊，想說這樣練鋼琴時比較不會無聊。只是路過的叔叔看見了，走過來，二話不說就把玩具抓起來摔爛。他說，這樣才能專心。我到現在仍然不明白，他當時為什麼要這樣做。那種突如其來的破壞，比責罵更讓我恐懼。

因為「會彈一點琴」，我常被要求上台表演。這種場合讓我內心非常矛盾。一方面，聽到掌聲，虛榮心會得到滿足，覺得自己與眾不同，很有榮耀感；但另一方面，我又深深感到不舒服與困惑：為什麼我需要表演？是誰決定了我的價值必須通過這種方式來證明？這種「既享受又排斥」的拉扯，或許正是我日後許多自我矛盾的遠因。

記得有一次，累積的不滿終於爆發。我在一次重要的四手聯彈表演前，故意徹底彈壞，讓整個演出出糗。不過真的對我當時那個夥伴很抱歉，我記得他是小我四歲的小女孩，希望她對學鋼琴不要有創傷。後果當然是換來一頓狠打。但皮肉之苦的當下，我心裡卻有一股扭曲的快感，覺得終於出了某口惡氣。

那是我人生很早的一課，親身體驗了行為理論的局限：外在的獎懲有時完全無效，當一個人內心想反抗時，他寧可承受嚴厲的懲罰，也要達成反抗的目的，奪回那一點點可悲的自主權。

我總共學了八年鋼琴。八年時間，足以讓我和鋼琴建立起一種極其複雜的關係。直到現在，走過老家的鋼琴我仍會感到矛盾的感覺，我也會想我人生中最厭惡的一句話，就是長輩那句「因為我不會，所以我希望你會」。這句看似充滿期望的話，背後是一種沉重的生命託付，要孩子去背負父母自身的遺憾。

後來我也確實明白了，父親當年說「有才藝才會受歡迎」未必是真理。人受歡迎與否，跟才藝或擁有什麼東西，其實沒有直接關係。我現在能買得起不少東西，也學會了一些技能，包括開著不錯的車、能在雪道上滑行，但還是一個討人厭的人，真心喜歡我的人很少。外在的條件，是不可能買到真正的情感。

不過，這種被強加期望、輕視個人感受的經驗模式，其實並沒有隨著我的童年結束。大約二十五年前，我考上第一志願的心理系，滿懷對探索人心的憧憬。那年過年，我興奮地和親戚分享。一位長輩聽了，直接反問：「讀心理系可以賺多少錢？」我試著解釋，說我學到了人類智力是常態分佈……話沒說完就被打斷。他說，知道這些有什麼意義？不如去讀理工科，或當醫師、律師才能賺大錢。那頓飯剩下的時間，我食不知味。

現在回頭看，蠻諷刺的。現在心理系超紅的，許多傳統研究所都招不滿學生，只有心理諮商相關的系所猛開名額，擠破頭。但這不是我有遠見，只是我當年運氣好，懵懂地選了自己有興趣的東西。所以，或許如果孩子是真的有興趣的話，還是讀真正有興趣的好了。但是，探索興趣需要許多時間，需要空間去嘗試，甚至去浪費。這恰恰是當年我，還有許多孩子，最不被允許的事。

所以，當我經濟獨立後，我做了一個決定：再也不回家過年。我開始每年過年出國，後來結婚，對岳父岳母有點不好意思，因為我會直接帶太太出國。機票再貴都是小事。有時我會帶著諷刺地想：如果一切以賺錢為出發點，那當年強迫我學琴的錢，存下來買台積電股票，現在不早就發了？再乾脆一點，所有讀書補習的錢全都拿去買房，不是賺得更多？

我後來成為了一名兒童心理師。起初，我滿腔熱忱，急於「幫助」人。我熱心地給家長各種教養建議，把書本上的理論當成金科玉律直接宣講。我以為這是在傳遞正確知識。但很快我發現，這樣做效果很差。我常常看到家長聽完後，臉上不是豁然開朗，而是更深的挫折與自責，「連專家都說我錯了」。我意識到，每個家庭的背景與困境如此不同，在我與他們不夠熟悉、未能真正理解他們的處境前，那些完美的理論只是照本宣科。

這和我童年時接收到的、那些不近人情的「為你好」，在本質上何其相似？都是一種忽略對方真實狀態的單向灌輸。這個覺悟讓我感到慚愧。現在，我學會了閉上嘴，先打開耳朵。我不再急於給出答案，而是學習先多聽他們說。有時，光是能被認真聆聽、不被批判，緊繃的親子壓力就能獲得一絲喘息的空間。

這些個人的與專業的經歷，不斷逼我回頭檢視自己。我不知道將來能不能成為一個好父親，這個問題令我忐忑。但我由衷希望我可以。這份希望的底下，其實是深深的恐懼，我害怕自己在不知不覺中，將過去承受的壓力、那種「必須符合期望」的焦慮，用新的面貌傳遞下去。

所以，我至少為自己劃下一條清晰的底線：我絕對不要成為一個潑冷水的人。我不要在孩子分享他的熱情與夢想時，第一個反應是計算實用性與成敗。如果要賺大錢，那應該是我自己要想辦法的事，而不是讓孩子去承擔。

我對自己立下這樣的界線，心裡卻也清楚，這條界線本身，正是我與上一代之間那道深溝的堤防。我築起它，是因為我仍記得這樣的感覺很傷人。但也是在這份自我警惕中，我開始觸碰到一種更複雜的心情。當我為了不成為一個「潑冷水的人」而小心翼翼時（例如：很想對童行所長下指導棋卻必須閉上我的嘴巴時），我需要第一次真正回頭，去看當年習慣對我「潑冷水」的長輩們。

他們說那些話、做那些決定時，心裡想的到底是什麼？真的只是冷酷的算計，還是也有他們說不出口的慌張與愛？我發現，我過去所有力氣都用在逃跑和防衛上，很少真的停下來去想這個問題。

我慢慢理解，人與父母的關係，似乎存在一個漫長的循環。小時候，我們埋怨他們，覺得他們的決定錯誤，帶來傷害。長大後，我們努力逃跑，拚命想活成他們的相反面。然後，在自己也歷經世事、體會到為人處世的艱難與局限時，我們才開始能模糊地看見他們當年的處境，看見他們也只是被困在自身時代與能力中的普通人。

最終，這份理解或許能導向內心某種程度的和解，不是完美的原諒，而是一種複雜的成熟。接受長輩的有限，也接受自己的委屈，從而讓自己從怨懟的鎖鍊中鬆綁。這個過程，許多人都在經歷。

這次滑雪的行程快結束了（下次很快就來了），我的肌肉還是很痛。我從那個摔壞玩具的鋼琴前走過來，從那個年飯桌上沉默退縮的青年走過來，如今成為在會談室裡，必須時時提醒自己閉嘴、多聽的心理師。這條路繞了很遠，而且顯然還沒走完。不過，當雪板接觸雪面時，我會再次滑出去。摔倒了，就爬起來。

這一次，是我自己決定要學的。